来源:青瞳视角 发布时间:2024-07-23 16:05:20 阅览数:76
电影《抓娃娃》票房一路飙升,片中女主贴在男主耳边念经般的“爱马仕kelly橙色荔枝纹”迅速成为全剧爆梗,同名话题也冲上了热搜。可谁能想到时尚的尽头是传统,好看又实用的包包,我们祖先早就用上啦。龚开《中山出游图》中的招文袋
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中有这样一句诗:“廼(nǎi)裹餱粮,于橐(tuó)于囊。”描述的是公刘在出发前做准备,率领众人将丰收的粮食制成干粮,大包小包都装得满满当当。可见有关于包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。不过向来讲究的古人在那时将大包称之为“囊”,而小包则被唤作“橐”。
诗中的“囊”是为了装干粮,古人心想:“既然囊可以用来装干粮,那我随身的钥匙、手巾、印章以及凭证异类的物件也能装!”毕竟袖口腰间放一堆小东西不仅行走不方便,而且鼓鼓囊囊的看起来也不够潇洒,于是他们就研发出了“佩囊”。这个“佩囊”通常是被挂在腰间,不过它还可以手提,或肩背,所以也被称为“持囊”或称“挈囊”。
作为“国民包”,佩囊的材质与款式也在不断升级换代。至春秋战国时期,佩囊易名为“鞶(pán)囊”。据《礼记正义》卷二八《内则》中记载:“男鞶革,女鞶丝。”由此可知升级版的“国民包”居然已分男女款,男款的是用皮革制成,而女款的则是用丝制。
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过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鞶囊遗物。这件鞶囊通体为纯羊皮,竖置,高6.7cm,宽3.7cm,囊口敞开式,两端有提带,由纤细的皮条缝缀,造型简洁大方。即使是用现代人的审美来看,也是一件时尚单品。
而说起丝制的鞶囊,那就不得不提史上最颠“箱包设计师”董卓。据《后汉书》载,董卓作乱,从洛阳迁都长安,由于行李袋不够用,他居然大手一挥,指着国家图书馆里收藏的丝帛书籍说道:“将它们都给拆出来,大的做成帷帐车盖,小的做成佩囊!”
汉代时期,鞶囊已成为包中的经典款,几乎人手一个。为了走在时尚的最前列,皇家开了一个新品发布会,推出了新款限定包“绶囊”。
“绶囊”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朝廷官员衣袍上佩挂的“组绶”。“组”是官印上的一条带子,“绶”是一种长条形的丝质带子,用来盖住装印的囊,通常被系在腹前或是腰侧。朝廷以“绶”的色号来区分官员职位的高低,由此在官员的腰间出现了一种盛绶的口袋,也就是这个新款限定包“绶囊”。
绶囊的正面通常有兽头图案,其中以虎头居多,整体造型为方形,四角略圆,周边还会加点小装饰,看起来相当于现代人的公文包。不过它又没公文包那么严肃,日常被系在前腹或腰间,看起来居然还有点现代运动腰包的感觉。可运动腰包又没它精致,毕竟绶囊仅是材质就可以细分为金缕、金银缕、银缕、彩缕等多种。
作为皇家发布的新款限定包,绶囊自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在当时的社会,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有官爵加身,就看他腰间的绶囊上是否绣有“兽图”。当然,想要得到这个限定款新包,也很不容易,主要靠皇帝赏赐。东汉史学家班固曾受赐虎头绶囊一双,他高兴得不行,还专门给当时的权臣窦宪写了封信:“固于张掖县受赐虎头绣鞶囊一双,又遗身所服袜三具,错镂铁一。”在《东观汉记》中也有类似记载:“邓遵破诸羌,诏赐遵金刚鲜卑绲带一具,虎头鞶囊一。”
绶囊一直流行到魏晋南北朝,只不过包上的图案不再拘泥于兽头,兽爪也成为了流行元素。北朝时期的官员就常将一种被称为“兽爪囊”的佩囊佩挂于腰间,专门用来盛放印绶,时人将它简称为“兽爪”或“爪”。
不过绶囊虽然是一种公文包,但它却不是男性的专属。与此相对应的,还有一种“兽头囊”,即在囊袋上织有兽头纹样的佩囊,是隋朝良娣以下命妇的专用佩囊。在山东沂南的一汉墓画像石上,就能看到一古人腰间垂挂着一个做工精致,绣有花边的虎头纹样的佩囊。唐朝胡人背包俑(西安博物院藏)
唐代以后,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,古人对包的需求开始精细化,于是又一新款限定包发布,它就是“鱼袋”。
“鱼袋”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收纳“鱼符”,而所谓“鱼符”多用木头或金属制成,因为外形像鱼而得名。鱼符有两片,分别刻有“合”“同”二字,里面详细地刻着官员的形式、官位、任职何地以及俸禄等情况,这样便于官员被皇帝宣召入宫时,验明身份,防止欺诈现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鱼符相当于现代人的居民身份证,而鱼袋则是一种卡包。
只不过,这种卡包在唐代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。据《新唐书·舆服志》记载:“随身鱼符者,以明贵贱……皆盛以鱼袋,三品以上饰以金,五品以上饰以银。”最高档次的包居然是用黄金装饰。若是职位低的小官,想要到“国外”出趟差,还得去找大官借个紫色的“金鱼袋”来撑场子,这个行为在当时被称为“借紫”。至武则天授元年间,她直接下令将“鱼符”换成“龟符”,于是鱼袋也就换成了“龟袋”。
此外,唐代与身份地位相关的包还有“笏袋”和“算袋”。“笏袋”是用来装笏的袋子。据史料记载,在唐玄宗时期,丞相张九龄年事已高,若是将笏放在身后,然后再骑乘很困难,于是他就命人制作了一个装笏的布袋子,让随从拿着随行。谁想这个笏袋一出,居然成为了官员上班的“网红包”,很多官员都入手一个。而“算袋”,是官员们用来存放墨、砚、计算用具的袋子,类似现代人的补习袋,不过要有一定品级的官员才能佩戴这种算袋。到了唐玄宗年间,这种算袋不再具有实用性,而是用来作为腰间的一种点缀,只有重要场合时,文职官员才会佩戴。
作为唐代的女性,怎么会放弃“‘包’治百病”的机会?虽说唐代最有名的包是鱼袋,但从目前出土的笔画石刻以及陶俑来看,唐代女性对包那是相当有想法。如敦煌第十七窟北壁西侧壁画晚唐近事女挂在树杈上的挎包,通体无任何装饰,只在搭扣处加以点缀,“外缝线”的款式看着就非常时尚;又如西安博物院藏的唐朝胡人背包俑,挎包的外形或方形,或扇形、无论是款式还是裁剪,丝毫不逊于现代人的国际大牌包。
到了清雅的宋代,士大夫以及读书人已不再追求能象征身份地位的包,而是将充满文艺气息的“招文袋”作为穿搭的标配。“招文袋”又被称为“昭文袋”或“照袋”,民间则称“刀笔囊”。
据明陈继儒《眉公记》载:“从三四苍头,携照袋,贮笔砚、韵略、刀子、笺纸并小乐器之类。照袋,以鸟皮为之,四方,有盖并攀,五代士人多用之。”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,招文袋是用来装书本文具的包,多用皮革制成,相当于现代人的书包或是补习袋。
而《金史·舆服志》又记载道:“书袋之制,大定十六年,世宗以吏员与市民之服无别……遂定悬书袋之制。……并黄皮为之,各长七寸、阔二寸、厚半寸、并与束带上悬带,公退则悬于便服,违者所司纠之。”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,招文袋是挂在腰上的,官员们退朝后要将书袋挂在便服上。宋明时期的招文袋多为横向方形,大小不一,包上有盖子,并且用襻扣固定,包上有背带,可以斜挎在肩上。
目前招文袋并没有出土文物,但很多古画中都曾出现了它的身影。如宋代李公麟《白描十六罗汉渡海图》中的招文袋,看起来非常精致,在包盖处还做了些类似祥云的波浪状设计。而从宋代画家方椿年所作《仙人过海图》中的招文袋,看起来更像是布帛制成,包的翻盖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包挂,可见招文袋的制作材质也很多样。宋末元初画家龚开《中山出游图》更搞笑,连画中的鬼都给配了一个可斜挎的招文袋,半椭圆的外形,包的剪裁设计还很简约大方。
招文袋如此盛行,大概是因为它设计简单,不拘泥于材质,也没有过多的镶缀,款式又很利落,实用性很强,像极了现代文艺青年们的帆布包。若是走在宋代的大街上,不背上一个招文袋,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。
招文袋是古代读书人的专属,那“褡裢”自然就是普通劳动人民和小商贩的心头好。“褡裢”追求的是自然随性与实用,它多以藤、草、麻等材料结网成袋,与现代人的草编包、网织包极为相像。褡裢分为两层袋子,使用的时候从中间对折,搭在胳膊上,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“褡膊”。
在明清时期,褡裢非常流行,商人或账房先生外出时,总是把它搭在肩上,这样可以将两只手解放出来干活。同时,它也是礼物中的“尖货”,因为褡裢的两个口袋均用来盛放钱币,古人就借“袋”的发音,取“代代有钱”的吉祥之意,来表示祝福。
褡裢也受贵族妇女的喜爱,在福建福州宋黄昇墓中出土过一个小型的褡裢,系于尸体袍内腰间,全形似两个对称的扇状带相连,呈银锭式,可以合并或展开。可见,褡裢不仅可以搭在肩上,也可以系在腰间。
除了褡裢外,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清时期,由于新生事物的诞生,也出现了一些特定的包,如专门用来装扇子的扇囊。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喜欢在折扇上题诗作画,为了保护好折扇,不让折扇上的字迹模糊,古人就制作了一种丝绸的扇囊。作妖的古人想要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,当然不会放过在扇囊上绣有花纹。古人将扇囊系在腰间时,不仔细看都会以为是个装饰物,压根就没有包的痕迹。
值得一提的是,链条包的祖宗在中国。2019年南京江宁将军山明沐斌继室梅氏墓出土了一件金镶宝嘎乌式佩件,看着与现代的迷你链条包类似。它的外形只有巴掌大小,但花纹极为精致,正面是六瓣莲花如意云纹,镶嵌着红蓝宝石绿松石,背面是梵文,具有很浓的佛教气息。这件金镶宝嘎乌式佩件极有可能是藏经匣,或是护身小窖,背起来刚好到腰部位置,看起来时尚又贵气。
此外,现代人所熟悉的荷包也在明清时期流行起来。尤其到了清代,服装纳入了满族服饰的特点,官服中必须佩戴荷包。每年过年,皇帝还将装有金银珠宝的“岁岁平安”荷包作为年终奖赏赐给朝廷大臣们,而民间少女们也在等着将自己亲自缝制的荷包送给心上人。
纵观包的发展历史,现代人不得不再次感慨:时尚的尽头是传统。